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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法之政府干預的憲政解讀

            時間: 2019-09-02 欄目: 憲法論文

            經濟法之政府干預的憲政解讀

              一、憲政語境下經濟法之政府干預的本質
              (一)憲政的基本內涵
              古典憲政思想的核心問題是在政治制度中確保公民權利不受政府及其官員們的侵害。洛克和孟德斯鳩等人精心設計了分權和制衡的憲政制度[1]。在傳統西方政治學說和憲政理論中,憲政論的核心問題是對政治權進行限制[2]。政治學家薩托利在追溯了憲法產生的歷史淵源后總結認為:“制約的思想仍然是憲法的基石”[3]。對憲政制度和理念中的分權制衡、選舉制度、責任政府、違憲審查、人權、民主、法治而言,政府守法是關鍵。憲政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限制政府權力的制度安排。憲政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將國家領域的政治問題法律化,使公民基本權利和政府權力法治化。在憲政背景下,國家和政府作為法律人格,其設立和權力的行使,是通過制度的設計,使政治秩序轉換成憲政秩序,以嚴格的程序來約束權力,并通過行政與司法審查,以公民權利制約政治權力。張友漁先生認為,所謂憲政就是通過憲法規定國家體制、政權組織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使政府和人民都在憲法規定之下,享受應享受的權利,負擔應負擔的義務,不允許任何人或組織違反和超越這些規定而自由行動的一種政治形態[4]
              經濟法語境下的政府干預,是為了克服市場失靈,基于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共公性的需要而進行的干預[5]。憲政本身并非目的,而是維護和保障公民權利,確保市場經濟發展及社會秩序的手段。WwW.11665.cOM只有
              良好的憲政制度設計,才會使市場經濟的潛力得到充分發揮。行政權力介入市場,主要通過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彌補市場的缺陷并確立社會公共利益優先原則。憲政的價值目標是通過人權保護使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成為最直接的受益者。當非正規的或者私人解決辦法被證明難以奏效時,政府就應插手干預[6]。縱觀現代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之手無所不及。在干預過程中,由于政府的內部性缺陷,政府干預有時成了市場機制本文由論文聯盟http://收集整理和社會秩序的殺手,甚至背離了憲政目標。從美國的次貸危機到歐債危機及其應對策略來看,歐美國家對于政府的干預措施都要經過權力機關批準,使政府干預因權力機關的介入而具有法律形式理性并受到約束。例如,美國政府啟動總額達7 000億美元的金融救援計劃,該計劃經國會參眾兩院批準,符合憲政程序要求。相比之下,我國為應對金融危機的4萬億投資卻未經權力機關審批和監督,純粹是政府行為。為應對次貸危機對樓市的影響,2008年各地方政府動用財政資金對購樓者進行補貼,以刺激低迷的樓市、維續gdp的增長,并推出減免稅收的優惠措施,促進了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化”。此舉不僅違背市場規律,還損害了公眾的利益。行政強權的社會經濟效益是顯而易見的,但法律形式、程序正義常被忽略,甚至出現越權行政、濫用行政干預權的情形。
              (二)經濟憲政語境下的政府干預權
              經濟與憲政的關系從宏觀角度即社會總體系統水平來看,是從生產方式的高度來建構的“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關系;從中觀角度來看,經濟與憲政的關系在社會系統水平上是所有制、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水平與憲政體制之間的關系;從微觀角度看,是兩者的各自組織水平上的經濟要素和變項與憲政要素和變項之間的關系,如公民權利、國家權力與經濟要素的關系等[7]。政府干預具有兩面性,解決政府干預兩面性問題的最好辦法是對政府權力的制約。憲政與經濟的關系主要體現在憲法規范中,例如,我國《憲法》第6條至第18條對社會經濟關系作了規定。查爾斯·a·比爾德是最早將憲政與經濟聯系起來的美國史學經濟學派創史人之一。他認為,“憲法不是所謂‘全民’的產物,而不過是希望從中獲得利益的一個經濟利益集團的產物”,“在社會的巨大變革中,就像在制定與通過憲法所引起的變革中,經濟力量是原始的或根本力量,而且比其他力量更足以解釋事實”[8]。查爾斯認為,憲法并非民主的產物,而是經濟利益博弈的結果。我國法學者趙世義認為,經濟憲法是按照市場經濟的原理和規律確立起來的,保障公民經濟權利和自由,制約國家經濟權力的根本法規范,并據此形成的憲治經濟秩序[9]。我國著名經濟學學者盛洪則認為,憲政經濟學并不把制度看成是簡單的制度安排,也不僅是這些制度安排之間形成的互補關系。制度是一個立體結構,在這個結構的上端就是憲法。通過憲法來確立完整的經濟制度和經濟原則已成為立憲過程中自覺遵守的一條原則。在現代各國憲法制度中,經濟制度和經濟權利都無一例外地受到各種形式的憲法保障[10]
              單飛躍教授認為,經濟憲政有應然涵義和實然涵義兩種。其應然涵義就是尋求國家經濟權力與私人經濟權利的平衡與和諧,是對一切經濟專制的反叛。它既防止國家經濟權力專制,又防止私人經濟權利濫用。其實然涵義就是既表現為以經濟憲法為核心的所有體現經濟憲政精神的規范性文件,又表現為上述規范性文件的實際運作狀況。只有在憲政框架下,國家經濟干預和私人經濟行為方可能具有正當性。因此,經濟憲政是政府干預經濟必須遵循的根本準則,是國家干預經濟行動的“絕對命令”。經濟憲政的核心在于設定政府經濟行為的正當程序,防止政府利用公共權力侵犯市場機制與私人權利[7]124-125。政府應盡力減少各種損害經濟自由的管制,盡力減少不必要的干預,減少壟斷特別是行政壟斷。在發展自由市場經濟的同時,經濟法必須對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行為進行限制。成功的經濟表現必定伴隨著限制經濟干預行為、允許私有權利和市場在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制度[11]

              綜上所述,經濟憲政指政府干預應該遵循市場客觀規律和民主法治程序,尊重市場主體權利,保障基本人權,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確保公平競爭市場秩序的憲政制度。經濟憲政是以經濟憲法為前提,以經濟民主為核心,以法治為基石,以保障私人經濟權利和規范政府干預行為為目的一種憲政形態。其基本內涵就是用經濟憲法把經濟領域的民事權利確定下來,用法治的精神發展和完善民事法律制度,保障私人經濟權利,尋求政府干預的經濟權力與私人經濟權利的平衡與和諧[12]。在我國經濟發展的轉型期,為了發展經濟,政府干預常置市場主體權利于不顧。如近年以來,在政府的推動下,一些地方對中小煤礦“國進民退”式的強行兼并,各地為了開發房地產而不斷上演的暴力拆遷和強征農民土地行為,都因為政府的行政強權嚴重損害了當事人的利益,不符合經濟憲政的要求。
              (三)經濟法之政府干預是憲政制度矯正市場缺陷的手段
              1.憲政語境下經濟法與政府干預的內在聯系
              亞當·斯密把政府定義為“守夜人”,使“自由放任”經濟學思想長久占據西方經濟學界。凱恩斯提出的“政府干預”主張,經斯蒂格利茨的發展,為當代主流經濟學以“市場失靈”為缺口打開了“政府干預”的大門,也奠定了國家干預主義的地位。斯蒂格利茨透徹地闡述了“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然而,經濟法學作為法學的一個分支,不應僅關注“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還應思考“政府憑什么干預經濟”[13]。斯蒂格利茨不僅繼承了凱恩斯“政府干預”的觀點,而且他認為政府是一個經濟組織,這就超越了凱恩斯的構想。他認為政府權力對全體社會成員具有普遍性和具有其他經濟組織所不具備的強制力,這有利于解決經濟學中“效率與公平”的問題。由于市場失靈及市場外部性的客觀存在,僅依市場自我調節不可能實現資源配置
              帕累托最優,也不能解決社會分配和市場競爭的公平問題,而政府干預可利用經濟、行政、法律等手段彌補市場失靈和市場外部性的缺陷,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解決社會分配和競爭的公平問題。斯蒂格利茨的福利經濟學“第二基本定理”對公平分配問題作了如下結論,即如果市場進行的收入分配不能被人們普遍認可,那么政府必須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重新分配最初的財產,只有這樣,市場才能確保有效產出[14]。斯蒂格利茨對政府的認識主要是在公共經濟的層面上,對憲政的重視比較缺乏:只看到政府干預的必要性,忽略了政府干預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即政府干預的缺陷,主要指政府干預權的無限擴張對市場機制和社會秩序的傷害。道格拉斯·c·諾斯則提出“國家實際能做到的”與“國家應該做的”兩者之間的不同,從新制度經濟學中“國家”的層次考證了憲政的經濟作用,切中了問題的要害。布坎南從立憲經濟學的角度考察了憲政的經濟作用。他們認為,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中,國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很有限的,與其說國家是一個為公眾利益服務的機構,還不如說它的性質更像“黑手黨”。只是代議制政府體制出現以后,憲政的經濟績效才顯現出來[11]40。如果政府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政府干預就會起到相反的作用,破壞市場經濟秩序。因此,經濟法對政府干預的規范符合憲政“制約政府權力”的核心價值,是經濟憲政的實質內涵。
              2.政府干預對市場缺陷的矯正
              19世紀中葉,隨著生產力和社會化的發展,不斷爆發的經濟危機使市民社會連同私法一起陷入空前的危機,自由經濟導致了壟斷的惡果,“國家之手”逐漸全面介入社會生活,經濟國家和經濟法就在市民社會的理想破滅時應運而生。從國家與社會握手的那一刻開始,國家就從與市民社會對立的“政治國家”發展為“經濟國家”。經濟法正是經濟國家的衍生物,作為以彌補市場失靈為目標的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法,其生存土壤的“國家”是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的經濟國家,這是經濟法產生的重要的政治基礎[15]。市民社會經濟運行的不足需要政府干預,而政府干預的缺陷又導致對政府干預加以制約的必要,因此,經濟法就成為市民社會與經濟國家良性互動的法律調控機制[16]。市民社會的危機所衍生出的法律制度彌補了私法之不足,形成經濟法法律體系。日本著名經濟法學家金澤良雄認為,經濟法的出現是資本主義趨于成熟以及國家與市民社會趨于一致的結果[17]
              經濟法的產生并非對市民社會的否定,經濟法對政府干預的制約建立在市民社會基本價值的基礎上,是對市民社會自治的一種保障。市民社會的缺陷催生了經濟國家的經濟法,經濟憲政確立的“法治行政”把經濟國家的政府干預限定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在尊重市民社會基本核心價值的基礎上,有效運用行政權力克服市場弊端,實現政治國家或集權國家職能的轉型。這是經濟憲政所追求的價值目標,也是經濟法之政府干預權的憲政基礎和依據。
              二、經濟法之政府干預的憲政目標
              (一)保障憲法經濟權利
              憲法經濟權利是一組基本權利束,由憲法規范和界定,以財產權為核心,以維護經濟自由為目的,是市場活動的基本原則,也是對國家權力的一種有效制約機制。經濟自由的實質內涵排除國家權力的越界侵犯,在個體經濟自由與國家權力之間劃定了一道分界線,明確個人經濟自由活動的私域和國家與政府干預的公域,防止國家權力的侵犯。正如有學者所言,人們會努力對統治者施加民主和法律方面的限制以鞏固其經濟自由[18]。我國《憲法》第11條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我國《憲法》明確規定非公有制經濟的組成及其法律地位,并規定國家對其的干預權。憲政意味著國家政治體系和政治活動的終極價值目標是以自由權、平等權和財產權等權利為核心的人權保障,但這種人權保障不是對私權的無限制推崇和保護。當私利僭越了權利的界限,違反了法律的規定,損害或可能損害其他人的權利和公共利益時,政府就應當對這些行為進行適度的干預。因此,憲政是國家對以自由權、平等權等為核心的人權的保障,但不是對權利的自由放任,個體的權利是法律秩序之下的權利[19]。在法治社會,經濟法作為調整政府干預市場秩序之法,其實質是通過規范政府的干預,確保經濟自由和人權保障,以實現經濟憲法目標。

              (二) 建立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
              市場經濟的效率和發展源于自由平等的市場競爭,而自由平等的競爭環境需要政治體制的保障。只有在憲政體制下,憲政國家通過對財產權和經濟自由的界定以及對競爭法的制定和實施,并通過公正的司法救濟才能達到其憲政目標[20]。經濟法的價值目標之一就是要確保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首先,競爭是市場發展的原始動力,經濟法正是回應了這一需求。在競爭力分配格局方面,設置公平規則,通過反壟斷法防止限制競爭的行為,確保競爭者之間的力量均衡和公平競爭,實現經營者之間、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利益平衡。在我國,由于行政壟斷廣泛存在,政府行為對市場公平競爭的破壞是顯而易見的。防止行政壟斷的有效手段就是以憲政為基礎的政治體制改革,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把政府的行為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確保其權力的行使不損害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其次,在競爭機制方面設置誠信規范,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防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發生。對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警示和懲戒,維持公平的競爭秩序。再者,經濟政策應公平與民主。市場競爭在實質上是對市場資源的爭奪,市場資源的分配應以市場調節為主,賦予政府以積極干預的權力。因此,政府經濟政策應該符合競爭規則,遵循實質理性和形式理性的統一。為了應對美國次貸危機對經濟的影響,國家動用政府財政扶持“家電行業”,政府實施的“家電下鄉”經濟政策就在很大程度上違反了競爭規則。因為不是所有的家電企業都一視同仁地受惠,僅有優勢大家電企業才可能進入“下鄉清單”,本來就立足于農村市場、處于弱勢地位的的中小家電企業,很難進入“下鄉清單”從而獲得政府財政補帖,其競爭空間因政府的介入被嚴重擠壓,加劇了不公平競爭。我國《反壟斷法》第37條規定:“行政機關不得濫用行政權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競爭內容的規定。”政府的“家電下鄉”經濟政策可能已經違反《反壟斷法》的相關規定。政府職能的發展與演繹,要求法律必須對政府經濟行為作出評價,這種評價的理想法律載體便是經濟法[21]。經濟法對市場秩序的規制,是對政府干預背景
              下憲政經濟權利的保障,也是規范政府干預行為的法律依據。
              (三) 實現社會發展中的利益平衡
              1.憲政語境下利益平衡的內涵
              憲政是一種尋求利益平衡的政治制度,它在政府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謀求妥協,從而實現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平衡,緩解政府與公民之間的矛盾。自二戰以來,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普遍受到各國重視,特別是在具有計劃經濟傳統的市場經濟體中,政府權力日益擴張,并且有被濫用的危險,而公民的權利常受到侵害。多元利益共存既是市場經濟存在的前提,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分權與制衡的憲政設計,正是對社會多元利益給予認可和保障的制度形式。縱觀美國憲政生成的深層背景,可以發現,憲政本身并非目的。憲政是美國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和必然需要,是維護和保障市場經濟發展的手段。良好的憲政制度設計,使得美國市場經濟的潛力得到了充分發揮[22]。經濟憲法通過維護政府與市場利益博弈的基本均衡以制約國家權力。由于經濟資源的稀缺性,國家權力特別是財政權有無效率擴張和被濫用的危險,從而導致政府與市場利益博弈狀態的失衡,形成對個體權利的侵害。憲法經濟權利通過對個體財產權的保障,界定私有財產的合理范圍,從而抑制政府財政權力的無效擴張與侵害,維系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均衡狀態,促進市場自由的進一步繁榮[23]
              權力的分立與制衡可以防止國家權力被個人或利益集團私化成為謀取私利的工具,從而保持了權力的公共性和有限性。美國通過“三權”分立與制衡的憲政制度安排來達成公共利益共識。其權力分立與制衡為擴大政治民主和實現多元利益共享提供了政治結構和制度保障。但在我國,國家公權力未受充分制約甚或被濫用,國有資產流失、與民爭利、損公肥私、官商勾結、權力尋租等現象層出不窮。近年以來,在國內很多市場領域掀起的“國進民退”投資浪潮及政府濫用政財補貼干預市場經濟的行為,都凸顯了行政權力的強勢介入,社會資源總是向具有公權背景的一方傾斜。不論是在市場準入、項目審批、政策優惠方面,還是在貸款融資方面,民營企業總是被排除在外。相反,因為有政府的背書,國有企業都較容易得到所需的資源。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深入開展,建立和完善我國的憲政制度,平衡各方利益,已經刻不容緩。
              2.憲政語境下的利益平衡機制
              首先,憲政主要解決公民權利與政府權力的沖突問題,實現社會利益的基本平衡。憲政通過憲法和法律,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確定政府行使權力的基本原則,要求政府權力在行使過程中不得超越公民基本權利,并建立權利的行政和司法救濟制度,確保公民權利與政府權力之間的動態平衡。在憲政制度框架內,公民權利的救濟可以通過行政監察或司法審查制度實現。如果政府的違法行政行為導致公民的權利受到損害,政府就要履行國家賠償義務。其次,憲政要求建立國家機關內部的平衡機制,規定國家機關在各個領域的權限范圍,解決各部門之間的平衡問題,明確各部門的職權與職責,以權力制約權力,從而實現權力平衡。西方國家權力的三權分立,使權力運行相互制約和牽制,從而形成權力制約權力的局面。再者,在憲政制度背景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必須平衡,因為權利與義務是緊密相連的。權利的存在以義務的同時存在為前提。社會若忽視義務,許多權利就絕不會實現[24]。最后,公民之間的權利平衡表明,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之間的權利平衡使公民在行使自己權利的時候不得超越法律的規定,不得濫用個人權利侵犯他人權益。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
              3.憲政之利益平衡的保障機制
              憲政利益之平衡,要求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機制,保護弱勢群體,這既是憲政目標,也是經濟法的應有之義,因此,對部分公民權利的限制及政府職責的要求也就成為必然。憲政制度設計的終極價值目標是要實現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民主法治以及社會福利。憲政政體不僅是限制權力的政體,還必須能有效地利用這些權力去制定政策,從而提高公民的福利[25]。社會公共福利的實現,有賴于政府的有效作為。政府通過經濟發展、加強社會管理和保障個人自由等方面的功效,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實現財富公平分配和經濟權利相對平等,確保公民的基本權利,積極促進社會福利。目前,我國的公共產品供給相對缺乏,公共資源的壟斷、醫療衛生和教育的市場化導致供給失衡及畸形發展,配套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嚴重滯后。人民群眾所關心的住房、教育、醫療、養老、就業、環保、生態等不僅是社會和經濟問題,甚至可能演變為政治問題,觸及我國憲政制度改革的核心。因此,在進行憲政制度設計時,不僅應當考慮消極地限制國家或政府的權力,而且應當思考如何保障權力更好地發揮積極作用,通過政府干預實現憲政背景下的利益平衡。

              (四)確保憲政公共利益
              在我國經濟法學界,盡管對經濟法理論研究尚未形成統一體系,但在以下方面已達成共識:經濟法以社會公共利益為其法益目標,以“社會本位”為其核心價值。憲政的最大目的在于確保市場自由選擇和個體利益得到充分尊重與滿足的同時,也應維護社會共公利益。因此,現代的憲政理論認為,公共權力在解決公共領域的問題時,應被限制在公共領域范圍內,私人領域不應受其干預[26]。在憲政條件下,經濟法之“政府干預”在維持“公共利益”時,不應犧牲私人利益。在市場經濟社會中,公共利益共識只是有限利益層面的共識,而不可能是所有利益和問題方面的共識。這也就為公共權力的有限性提供了框架和限定范圍,即只有在與“公意”相一致的范圍內,政府行使強制性權力才是合法的[26]。最核心的公共產品供給,應該是在健全的制度框架下,資源掌握在能夠使產出最大化的人手中,能維護一種穩定的社會秩序,并形成一種公平的分配機制。
              政府對公共產品的監管和供給,既是其職權也是其職責。政府對公共產品的監管,應避免行政權力擴張或者懈怠導致公共產品的具體經營目標發生偏離。政府對公共產品的監管主要包括市場準入與價格的監管,對公共產品的議價與定價應符合社會公益目標。對水、電、油、汽、通訊、交通、醫療、教育等涉及民生的公共產品,本文由論文聯盟http://收集整理一直是社會輿論關注與爭議的焦點。壟斷行業支配著絕大多數公共產品領域,壟斷福利侵占了公眾利益。相對快速增長的經濟、高價又低劣的服務,使公共產品的供給一直嚴重滯后。特別是在部分公共產品市場化之后,商業利益侵蝕了公眾利益,政府卻無所作為。憲政制度的缺失,對公共產品供給沒有設立專門機制進行監督與管理。在政府的行政目標中,公眾利益總是讓位于商業利益,成為政府追求gdp的犧牲品。公共產品供給和服務的不足,說明政府的行政未符合憲政目標。政府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應該采取積極行動,對涉及民生問題的公共產品,應通過行政干預手段確保其有效供給。
              三、經濟法之政府干預的憲政制約
              (一)合憲性是政府干預的前提
              美國著名法學家富勒(fuller)認為,法治的實質是在對公民發生作用,政府應忠實地運用曾宣布應由公民遵守并決定其權利和義務的規則。如果法治不是這個意思,那就什么意思也沒有[27]。我國《憲法》第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我國《憲法》第5條明確了法治原則:各級政府及其組成部門的職權和職責依《憲法》和法律產生,行使權力的范圍和方式由法律確定,是否越權和濫用權力由法律評價,權力的行使過程和結果受法律的監督和控制[28]。暴政存在于不受制約的權力之中,而非混合性權力之中[30]。權與法的沖突根源于權力與權利的沖突,尤其是在近代社會,法逐漸成為權利保障的圣經[30]。如果政府不依法干預,就會損害公民的權利。
              “權力本位”的傳統思想文化使行政官員的專橫武斷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以至于嚴重影響著我國憲政的狀況。違法行政、越權行政甚至非法行政,濫用行政權力的情形還比較普遍。憲政制度賦予政府作為國家行政機關的權力源于公民權利的讓渡,故憲法賦予公民對行政機關的申訴權與監督權。行政機關應根據法律及相關法律授權,在其權限范圍內正當地行使自己的權力。“主權在民”的憲政思想還表現在人民通過司法途徑對行政權進行監督,從而進一步促進政府守法[31]
              政府守法是憲政法治的根本要求,政府行使行政職權時應嚴格遵循法律規定,有利于確保行政權力的合法性。因為法律化的規則是使權力合法化的一種有效方法,規則限定了行政權力作用的范圍和模式,進而提供了形式上清晰的政府責任標準。準確的規則使政府權力更注意形式和細節,從而使公共政策的本質和模式保持一種完整性[29]68。政府依法干預是憲政的根本要求,經濟法對政府干預的規范就是要確保政府的守法干預。
              (二)違憲審查是對政府干預的憲法監督
              違憲審查是憲法監督的手段之一,是為了防止違憲而設立的一種專門制度,其目的在于懲治違憲行為,保障憲法實施[2]252。為了維護憲法尊嚴,促進政府守法,完善的憲法審查機制是必需的。就政府干預而言,政府的行政行為應嚴格遵循憲法的規定,體現憲法的精神,針對政府的違法行為,應建立有效的監督審查機制,將特定案件的背景和目的是否符合憲政要求作為審查政府行政行為的標準。司法審查乃是一部憲法中必要的且不證自明的部分[32]。憲政秩序是現代國家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正常運轉的必要前提,司法結構在憲政中的地位和功能及其發揮狀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一個國家的法治水平和整體社會秩序。追求一個均衡的司法結構與強大的司法功能,不僅是實現憲政的需要,也是社會有序運轉和發展的必備條件[33]。有學者認為,憲政制度包含了政府和行政機關的權力由憲法界定和限制,憲法享有基本法的地位以及擁有通過不同形式的司法審查實施這些限制的權威,這種司法審查可以經由任何認為受到了法律或行政行為侵犯的當事者的請求而開始。行政行為的權威,即使是總統的行政行為,也必須以法律為依據[34]。憲政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而這個目的是通過發揮政府干預功能及規制政府權力、將國家領域的政治問題轉化為法律問題而實現的,其中包含了司法在憲政中的價值。當然,憲法經濟權利制約功能的實現有賴于作為整體的憲政規則的完備,如配套的違憲審查機制及其制裁機制。因此,需要設置專門的違憲審查機構對各種違背憲政規則的行為進行審查,同時處以有效的制裁與懲罰[36]

              在應對金融危機方面,政府干預是把雙刃劍,政府的龐大經濟刺激計劃和救市措施在某種程度上緩減了金融危機對經濟的破壞性影響,但公共財政對特定領域的傾斜性投入及對特定行業或機構的救濟,又可能導致經濟發展不平衡和不公平競爭,并可能因為過度投資引發泡沫經濟并導致經濟畸形發展。特別是在危機背景之下,國家對經濟和公共領域的干預加深,加大了國家權力對個人自由與權利的侵害風險。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國現行《憲法》的監督保障機制尚不健全,《憲法》的監督機構只是一種從屬的依附機構,未設立專門的違憲審查機構,不能起到實質性的監督作用。在我國,如果政府干預行為涉嫌違憲,也沒有相應機制來啟動違憲審查,只能在現行制度下通過相應行政監察和司法審查對違憲行為予以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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