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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齊玉岑案看我國憲法司法化

            時間: 2019-12-02 欄目: 憲法論文

            說起受教育權,由齊玉岑受教育權被侵害案所引發的憲法司法化問題讓人不得不重視。

              受教育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對于基本權利的保障方式,我國現行憲法沒有明確的規定,但在具體的法律制度層面上以及實踐中所形成傾向于相對保障方式,即表現為基本權利的具體內容和保障方式均由普通法律加以規定。但齊玉岑案卻改寫修正了相對保障方式為直接保障方式。這個案子開創了我國憲法司法化的先例,被譽為“中國憲法司法化第一案”。這也表明了憲法權利不僅具有防范國家權力的效力,而且還具有防范私人行為的效力。當某公民的憲法權利受侵犯時,他可以根據憲法所規定的基本權利為自己取得司法救濟,拿起憲法的武器保護自己。

              是的,我國公民依照憲法規定享有的基本權利,有相當一部分在司法實踐中長期以來處于“睡眠”或“半睡眠”狀態,公民的受教育權就是這樣一種在憲法上有明確規定而又沒有具體化為普通法律規范上的權利。這個案子第一次打破了法院對此問題的沉默,旗幟鮮明地指出:公民憲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即使沒有轉化為普通法律規范上的權利,在受到侵害時也應當得到保護。[1]

              在過去幾十年的憲政實踐中,我們過分強調了憲法的根本法地位,忽視了其法律性,實質上抹殺了憲法的最高法律效力。雖然學者中有人提出基本權利具有直接效力的制度構想,認為在沒有具體法律規范時,法院可以直接依據憲法基本權利條款作出判決。但這一構想難以打破由來已久的法院在判決中不直接適用憲法這一不成文的司法慣例。在齊玉岑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打破我國在憲法實施問題上的保守觀念,為基本權利的司法救濟開辟了新徑。這個案子提供了一個深入研究憲法司法化或適用問題的機會,引發社會的思考。但有的學者認為憲法在這里是嚴重錯位了,私人之間的侵權應由民法刑法來解決,而不是憲法。還有的學者對案件的后果表示憂慮。認為該案意味著各級法院都可以對憲法作出解釋,賦予各級法院憲法解釋權會破壞法制的統一性。其危險性不僅在于國家權力對私權的過分干涉,還可能導致對公權力侵害行為的漠視和放縱。但無論如何,一方面,在理論上該案引發了人們關于憲法司法化問題的思考與研究。另一方面,在實踐上該案解決了我國憲法司法適用問題。在這個意義上,齊玉岑案無疑是我國法治建設與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然而現實卻令人憂慮,雖然“齊玉苓”一案引發了人們對于憲法司法化的思考,但是在實踐當中,還是沒能真正的將憲法走上司法化。比如九年義務教育由于受到國家的強制力的保護,學校只負責推行和實施國家的教育計劃。可是高等教育則不同,它不屬于強制性義務教育,從保證大學教育質量的角度而言,欲保障公民受教育權的實現,必須賦予學校等教育機構一定自治權利。可是即便如此,無論是在九年義務教育下還是在高等教育下,學生因受到處分被開除學籍而狀告學校的訴訟至今仍舊是層出不窮,往往是學生還沒有進行申辯,便被學校所拋出的“一紙規定”而喪失繼續受教育的權利,而訴諸法院得到的結果往往是以學校的內部行為為由不予以受理,從而這一項憲法所規定的受教育的權利無法得到伸張。于是我們只能在亟待解決這一問題的過程中,尋求新的諸如自由權和“公益訴訟”的救濟途徑。

              2008年12月18號,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公告稱,自當月24日起,廢止2007年底以前發布的27項司法解釋。我們發現,最高院就齊玉苓案所做的《關于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的批復》法釋〔2001〕25號赫然在列。與其他26項司法解釋被廢止理由不同,該司法解釋只是因“已停止適用”而被廢止,既無“情況已變化”,又無“被新法取代”。有人認為考慮到我國現行體制,最高院無權對涉及憲法的問題做出解釋,所以要停止適用。針對法院能否直接援引憲法條文做出裁判,法學界曾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是“不能引用”,另一種意見是“可以引用”。而現在這一司法解釋被廢止后,此類做法是肯定不行。[2]

              長期以來,中國憲法除了發揮政治宣言等功能外,在社會生活、法律實踐中總是難以覓其“芳蹤”。但憲法首先是法,法律應該能被實施,因此憲法應當從神壇走向世俗,融入百姓生活,為民所用。但是現在法院判案子不能用憲法,又回到若干年以前的狀態,這一做法是前進,還是倒退?現在還不好評價。但是如果公民的憲法權利受到了侵犯,又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去處理,如何得到司法救濟?新辦法并未出臺,遇到類似問題該如何裁判?司法機關不處理實際問題,就等于受害人得不到司法救濟;而得不到司法救濟就等于憲法向公民承諾的權利兌現不了。

              故筆者認為這是一種倒退。如果說要停止適用,起碼要再拿出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出來。不然以后還會有多少權利被侵害的人們得不到公平,得不到正義,這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但如果要停止適用,那就必須完善好我國的部門法體系。而在齊玉岑案件中,正是因為科教法法律部門還處于初步建立階段,尚未完善,才會出現受教育權法律保護的真空,故法院不得不將其概括為憲法權利來尋求保護。但是法律無論制定地多么完美,還是會有紕漏和欠缺的地方。所以當沒有具體法律規定,而公民的憲法權利又受到實際侵害時,可以直接適用憲法給予救濟,但是法院需要充分考慮案件性質、現行制度、法治狀況等各個問題。比如說一個刑事訴訟,就不適宜直接適用憲法。因為刑法適用罪刑法定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而民事、行政訴訟中,法院可以直接適用憲法,但要在普通法律并無具體規定,而憲法又有原則規定的時候才可以。

              但是,目前憲法司法化在我國存在著許多的障礙,不可能一蹴而就,最高人民法院在對有關憲法司法化的司法解釋存廢之間的艱難抉擇中選擇了后者也印證了這一趨勢。然而,憲法司法化是從憲法走向憲政的必由之路。沒有司法化,憲法只停留在純粹的理論層面,就不能成為完全意義的法,國家就不可能實現憲政。從當前各國的憲政實踐看,憲法司法化的觀念也逐步被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這些國家都建立了訴訟的機構和程序,對憲法進行司法適用。我們國家也要在摸索中前進,找到好的解決方案,早日實現憲政。

              我國公民目前的憲法意識和基本權利意識都很薄弱,其實我國公民的憲法意識不高的原因不在于法院是否直接依據憲法審理具體案件,而在于憲法作為根本法的基本功能沒有得到應有的發揮。這又成為我們在保障憲法真正發揮作用的一大挑戰。什么時候,憲法的最高權威才能樹立起來,才能成為億萬民眾心中的根本大法?

              齊玉岑案明顯透露出中國社會階級地位的失衡,貧窮農工背景的學生盡管努力取得應得的成就,卻被社會高層剝奪,這是一個悲劇。類似的事件有很多,這真的是很令人痛恨和惋惜。雖然齊玉岑案過去了12年,但它對我們建設法治社會的影響卻遠遠不止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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