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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談憲法在我國的發展

            時間: 2019-12-02 欄目: 憲法論文

            西方的憲政是基于西方的文化傳統所產生的現象,是西方社會文化自然演進的結果,憲政制度是深植于西方深厚文化土壤中的,當“五月花”號上的歐洲人立下“契約”時,便撒下了美國立憲精神自然“生長”的種子。憲政制度本身又是西方歷史長期演進而成的復雜文化形態,體現著西方基本價值準則和觀念,蘊含著他們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關系的理解,對諸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價值的認同,也包容著對憲政本身的感知、了悟、信念和忠誠。

              對于我國來說,憲法是舶來品,憲法是移植來的。在近代我國制憲史上,憲法曾是少數當權者手中的玩偶。《臨時約法》從總統制轉向內閣制的唯一原因是對袁世凱的限權,這是因人設法、法隨時變,這也說明近代中國憲政之難其原因也就在于本應弘揚民主政治、保護基本人權的憲法被當成了政治斗爭的工具。近代中國憲政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和沖突,具有現代形式的成文憲法并不能成為人們行為的最高依據,而政治家們行動的基礎也仍然是實際的政治需要和利益而不是憲法。

              以史為鑒,中國法治進程中憲法移植與本土傳統繼承之間的矛盾與融合成為值得研究的課題,特別是對于憲法這種具有明顯政治性和意識形態特征的根本法,移植什么、繼承什么;如何移植、如何繼承;移植與繼承如何融合成同向的推動力量,是中國法治建設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議題。一部適合中國的憲法需要經歷模仿的過程,在繼承本國傳統的土壤中健康成長后才能移植成功的。正確認識憲法價值,多對憲法移植的對象、原因、條件進行研究與選擇,將本土資源與外來資源適時適勢結合,才能推動憲政法治。

              在憲政建設的過程當中,我們要繼承和利用本土資源。首先,必須從本國的特殊情況出發確定合適的發展模式;其次,法治文明與國家、地區的特殊條件有著密切關系。法治文明是一個國家實行法治的狀態和程度所體現的文明,是人們在具備一定條件的前提下,把法律特別是憲法置于最高地位,用以治國、保民的理想狀態。而任何一個社會的法治文明,從宏觀的模式到具體的制度,都與該社會的自然條件和人文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有著同存同亡的聯系。從本土資源中演化或轉化而來的制度,與本社會的條件和環境天然就是兼容的,至少也比外來的制度具有更多的兼容性,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大;再次,從本土資源中演化或轉化而來的制度易為人們所認同,這類制度往往由民眾自己演化創造出來的,更容易為民眾所支持和接受。但由于利用本土資源的內源發展是一個緩慢漸近的過程,很難適應急劇的社會變形形勢的需要,另外由本土資源結語演進而來的制度也往往不能擺脫民族、文化的局限性。所以,我們在繼承本土資源的同時不能否認通過移植、模仿的方式利用外來資源進行法治建設確有必要性。

              從立憲的角度來說,首先,在進行憲法移植的時候,要考慮意識形態問題,叫嚷著司法獨立的時候要考慮三權分立在中國是否有土壤,考慮如何才能選擇最佳的維護權利模式。其次,不能突破“中體西用”信條,如果受體與供體不具有同構性和兼容性,就會產生變異,或者干脆以失敗告終。就如弗倫德所指出的,調整憲政的、立法的、行政的或司法的制度和程序的所有規則都被設計為一定的權力的分配。這些與我們的“機體”目標聯系最緊密的規則是抵抗法律移植最有力的因素。企圖將英國的議會體制移入那些歷史特征、社會結構以及政治認同特征與英國相異的國家的失敗最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同樣的情況也發生于十九世紀歐洲大陸國家引進英國陪審制度的實踐中。這是一次以失敗而告終的嘗試。所以憲法移植必須是在本地土壤的基礎上來移植外國法吸收其法治精神,珍惜本土資源的同時對外來資源去其糟粕,取其精華。這樣才能真正使得憲政法治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

              憲法移植是法律智慧的體現,也是社會進步的必要,筆者不否認憲法移植的積極意義,也不夸大憲法模仿的消極作用。而之所以有必要區分“憲法移植”與“憲法模仿”,其根本原因在于,憲法模仿不等于一定會發生高級階段的移植現象。將憲法模仿與憲法移植區分開來有助于我們更加謹慎地選擇移植的對象、更加重視憲政精神的培植,在憲法制度發展變遷的過程中少走彎路。我們更應該得到啟示:憲政法治離不開憲法移植,要注意在憲法移植的初級階段―憲法模仿階段一定要有選擇,適合的才模仿。在憲法模仿向憲法移植轉化的過程中,要用對模仿的制度(外來資源)進行創新的方式將自己本土的文化傳統(本土資源)繼承到新成型的憲法制度中去,并將兩者進行融合。這樣才能達到發展憲政法治社會的目的。

              當今我國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具備法律移植的現實基礎了。在經濟方面,我國與西方各發達國家已具有了相當大程度的近似性;從社會特征上看,我國正在從情感社會向理性社會過渡;從文化觀念上看,也發生了重大轉變,傳統的等級觀念、宗法家族觀念、人情大于王法、官本位等觀念逐漸失去影響力,公民的民主法治觀念開始樹立,這也為進一步借鑒西方憲政思想提供了價值基礎。只要我們綜合考慮經濟基礎、歷史條件、文化背景等因素,并結合本土資源,而不是單方面機械地模仿文本,憲法移植就會在法律全球化過程中成為我國法治社會發展的有益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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