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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經濟學論文 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綱要——平等勞動其生產力為主線論文范文參考資料

            時間: 2019-09-10 欄目: 金融學論文

            摘要:本文主張以平等勞動及其生產力為主線,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一方面,體現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質特征的平等勞動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體范疇。平等勞動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前提,表現為勞動者決策平等、分工平等、分配平等、發展機會平等的經濟關系;平等勞動具有內在矛盾,這種矛盾正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一系列矛盾的表現;平等勞動是動態概念,經過科層的平等勞動、競爭的平等勞動、共享的平等勞動等階段逐步發育完善。另一方面,平等勞動的歷史特殊性需要有當代生產力的歷史特殊性來說明,勞動生產力應當是起點范疇。當代生產力處于人類社會進化的第二階段,或稱“第二大形態”,這個社會形態以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的全面發展為前提,其過程對應著發展經濟學所謂“工業化”。我國工業化進程經歷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強制工業化,市場經濟中的內生工業化,到當前正在形成的可持續工業化三個相互銜接的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當圍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逐層展開理論分析,系統回答實踐提出的兩個重大問題:中國經濟奇跡何以產生,中國道路通往何方。本文根據這一思路,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寫作大綱,并且對各部分主要內容進行了初步討論。

            關鍵詞:平等勞動;勞動生產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人類是勞動創造的,社會是勞動創造的。勞動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任何一份職業都很光榮。

            ——*********(2016年4月26日在知識分子、勞動模范、青年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

            一、我們能做什么

            自從2015年底,*********總書記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建設任務,時間已經過去一年多了,體系建設工作的進展如何首先,我們大家都行動起來了,大家都有很高的積極性,從中宣部布置的重大課題項目,到中國社科院、教育部,已經有多個重大項目開始建設并取得進展,成績是肯定的。但是,我們的工作進展大多還是停留在方法論研究、體系建設基本理論問題,以及框架結構的爭論上,真正有質量的理論進展并不多。問題出在哪里呢理論進展的最大障礙在什么地方我認為,最大的障礙是,在一系列基本的問題上同志們并沒有形成共識。比如說,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究竟要解決什么樣的問題其核心問題是什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范疇有哪些核心范疇是什么這個體系的建設以哪一個理論范疇為起點沒有形成共識。理論體系的邏輯結構應該是怎樣的是按照馬克思《資本論》的邏輯結構,還是根據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之初所設想的六冊結構,來構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或者建立一個以制度、體制、運行、發展若干個板塊為特征的體系結構在這些問題上,也沒有形成共識。沒有共識當然也就不能往前推進理論工作者的協同創新。盡管一年多來,大家在這方面展開了充分的討論,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如大家所看到的,短期內彌合分歧,消除爭議,形成共識的可能性不大。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者要通過分工合作來完成一個龐大的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條件還不成熟。當然我們可以在現有的理論成果或者已經形成共識的那些理論觀點的基礎上編寫一個類似于教科書這樣的東西,弄一個所謂政治經濟學新綜合。但是這樣的東西很難包容真正的理論創新,邏輯上一定是不連貫的,缺乏系統性的,很難形成令人信服的、具有強大邏輯力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就是目前的現狀,我們不得不承認的現狀。

            怎么辦當然,討論需要繼續推進,深入的討論甚至爭論肯定是必要的。但是,我們是不是必須等到在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圈內形成基本共識以后,再來組織協同攻關,構建完整的體系能不能換一個思路,選擇另一條路徑我認為從實際出發,換個思路會更有效率。那就是在當前已經形成的某些共識的基礎上,求同存異,鼓勵持有不同觀點的學者(或者學者團隊)獨立探索,分頭推進,形成若干個有個性特征的、反映不同觀點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學術思想的發展是需要競爭的,多個不同理論成果之間進行比較,通過集體選擇來逐步達到共識,也許是更加實事求是的發展方式。與其像現在這樣,大家對最終應當形成的完美體系各執一詞,爭執不下,倒不如大家分頭完成自己的工作,形成若干獨立成果,進而加快研究工作的步伐。也許,這些分頭完成的各不相同的初步成果,并不相互沖突,不需要用一個替代另外一個,結果很可能具有相互補充的性質,從不同的理論路徑,接近同一個客觀對象;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反映同一個客觀真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高度復雜多樣的綜合系統,其理論表現也很可能是多角度多形態互為補充的綜合體。

            科學發展的正確路徑從來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也同樣需要這樣一個充滿活力的學術環境。不要害怕爭論,不要壓制爭論,也不要以為爭論的結果一定是一個壓倒一個,一個取代另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繁榮昌盛,要創新發展,我們的學者就要克服唯我正確,唯我獨馬的心態,學會從不同的理論觀點中看到合理的成分,借鑒有益的養分,完善自己的理論觀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然在發展中,實踐不完善是顯而易見的。在社會主義實踐尚未充分發展的當下,建設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環境相比當年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環境存在差異。馬克思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經過數百年的發展逐步走向完善,其制度本質已經展開的19世紀中葉以后,開始進行《資本論》創作的。在此之前,亞當·斯密和李嘉圖,分別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發展尚不完善的環境下,獨立完成了各自與當時實踐環境相適應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李嘉圖的《賦稅原理》與馬克思的《資本論》相比,當然有很大的差異,無論從對經濟制度本質的理解,還是從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構架來看,都是不完善的。但這些理論成果仍然滿足了當時實踐的需要,仍然為推進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這就是經濟學發展與經濟實踐互動的規律。也許我們今天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在未來的日子里會被新的更加科學的理論體系所取代,但這沒有什么好抱怨的,一代人完成一代人的任務,一個時代的經濟學者,只能以自己時代的經濟實踐為研究對象。我們以滿足當代實踐的需要為己任,不會為自己成果達不到《資本論》的科學深度和邏輯完美性而感到羞愧。實踐在發展,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終將越來越完善。

            基于以上認識,我根據自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積累,提出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建設的構想,這個構想當然還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有些地方我自己也沒有完全想清楚,希望聽取大家的批評意見來進一步地修改。

            二、體系建設也需要問題導向

            科學研究從來是問題導向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建設也需要問題導向。那么,這個理論體系的建設需要解決什么問題核心的問題當然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或者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完整地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范式,研究新中國近70年的建設實踐,來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問題。當然這并不是給社會主義簡單地下定義,像教科書那樣從定義出發,以定義為落腳點,這種從理論出發的思路是寫不出好東西,拿不出實踐需要的理論成果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建設,必須圍繞中國實踐,必須能夠回答實踐中普遍關注的兩個重大問題:其一,中國奇跡何以產生其二,中國道路通往何方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戰略的成功展開,國內外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理論專著和論文涉及以上話題,給出了不同答案。關于第一個問題,曾經有過一種流傳甚廣的解釋,認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是市場化,這種理論與改革開放30多年市場化改革的進程恰好契合,具有一定的誘惑性。但是把這一理論解說放到全球經濟的背景下,無法解釋的問題是,全世界有那么多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其中大多數早于中國實行了完全市場化,為什么它們的增長業績都不能如中國這樣令人矚目,其中大部分國家至今未能擺脫貧困落后的局面比較與我們相似的發展中大國印度,以上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理論邏輯不嚴密不言自明。因此,有許多不愿意按照新古典經濟學市場教條解釋中國問題的嚴肅的經濟學者,開始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國增長奇跡,試圖建立更有說服力的理論解釋。最早如林毅夫等人的論著,[1] 近期如琳達·.岳所著《中國的增長》,[2] 如文一所著《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3] 阿格列塔等人所著《中國道路:超越資本主義和帝制傳統》,[4] 以及羅思義所著《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5] 這些理論成果基于不同的學術傳統,具有不同的思想傾向,但對于中國經濟成就的敏銳與深入研究卻是共同特征。相比而言,國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動作要慢些,效率更低些,至今還沒有拿出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系統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當然,現有理論成果是有缺陷的,其共同缺失是答案大多只是討論“中國是怎么做的”,“這樣做為什么是有利于經濟增長”,卻很少涉及“中國人為什么會這樣做,又怎么能夠這樣做”,即中國成功背后的深層原因,給人一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印象。事實上,中國近70年的經濟增長經歷了若干個發展階段,每一個階段發展所面臨的具體問題和具體環境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做出不同的努力,給出完全不同的解決方案。解釋在這些階段中國人都是怎么做的,這樣做為什么能夠取得了成果,這當然是必要的。但是,面對中國實踐的成功,更需要回答的一個根本問題是,中國人為什么每每能夠做對為什么幾乎在每一個重要歷史關頭都能選擇正確的方案,即使發生了這樣或者那樣的錯誤,也能夠及時糾正這只是歷史的巧合,或者只是中國人特別幸運還是應該有其他更深層次的必然原因

            關于第二個問題,國內外的學者始終充滿爭論。國外的多數經濟學者認為中國市場經濟其實就是資本主義,或者必然通往資本主義,人類歷史到此已經終結。甚至國外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也根據傳統的社會主義定義,認定中國道路已經走偏,中國的市場經濟具有資本主義性質,或者難免走向資本主義。國內學界的爭論同樣存在,一些持否定意見的人不過是不愿意明言而已。由于改革實踐中大量出現的勞資沖突、貧富不均、生態惡化等嚴重問題,關于中國道路基本走向的積極的正面的論證,往往感覺證據不足,底氣不足,有將理想強加于現實之嫌。這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信心問題、信仰問題,而直接關系到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科學性和群眾基礎問題。如何從中國實際出發,重新理解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一般規律和歷史趨勢,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近70年的歷史事實,發現這一制度發展的內在規律和未來圖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承擔的重要使命。

            因此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在回答兩個重大問題的基礎上,理解和詮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用政治經濟學的語言來說,“中國奇跡何以產生”的問題可以理解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如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它有哪些經驗與不足可持續發展的前景又將如何這里的重點是制度的作用,即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生產力持續發展的過程中如何發揮作用。“中國道路通往何方”的問題則可以理解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如何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演進,其發展的內在邏輯和歷史趨勢是怎樣的這里的重點是制度發展的內在邏輯,對未來的預測應該以70年歷史發展的事實為根據,從歷史事實中尋找理論判斷的證據。兩個問題都是以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只不過考察的視角不同,前者以發展生產力為線索,后者則以生產關系自身的發展為線索。也可以這么說,前者關注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后者則關注生產力發展對生產關系自身發展的作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必須將這兩條線索統一到一個理論框架內,這是它的特點,也是它的難點。不難理解,只有處理好二者的辯證關系,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的答案才會有說服力。只有搞清楚了這兩個問題,我們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研究才會有說服力,才有邏輯的力量,才能掌握群眾,才能推進科學的發展。

            三、平等勞動是主體范疇、核心范疇

            說到體系建設,首先想到的是選擇理論敘述的起點范疇。近年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起點范疇的討論比較多,觀點自然也各式各樣。比如顧海良教授主張以勞動生產力為起點范疇,顏鵬飛教授主張以特殊商品為起點范疇,等等。既然要構建體系,當然首先要把邏輯起點確認下來,這樣的討論是必要的。但是在我看來,討論起點范疇應當首先以確定核心范疇為前提、為基礎。在邏輯體系建設核心范疇尚未確定之前,先討論起點范疇可能為時尚早,或者說有些本末倒置。《資本論》為什么以商品為起點馬克思首先在討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時候確定了資本這個核心范疇,整個《資本論》的邏輯體系是建立在資本直接生產過程、資本流通過程、資本生產總過程這個大框架之上的。這個體系框架的核心范疇是資本。資本由貨幣轉化而來,而貨幣是商品一般等價物,所以《資本論》的邏輯體系要從最為抽象的商品范疇開始,從商品的二重性開始分析。

            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體系,是否也要用資本范疇作為整個體系的核心范疇,或者以公有資本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

            公有資本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體系建設中的確十分重要。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逐步深入,公有資本現象在實踐中的存在已經得到越來越普遍承認。但是,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中,很多人仍然不接受公有資本概念,認為這一概念與馬克思的邏輯體系存在矛盾,無法自圓其說。這阻礙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實踐中的發展,需要盡快解決。資本是自行增殖的價值,是在運動中不斷變換自身形態的價值體,但它同時又是一種社會經濟關系,是生產的物質條件和人身條件相結合的社會形式。按照馬克思的分析,資本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一定階段,勞動者個人還不愿意超出必要勞動時間為社會提供剩余勞動,這樣一種特殊歷史情況下,解決個人與社會利益矛盾的必要的社會形式。資本利用市場競爭的外在強制和企業內部的管理性強制,強制勞動者個人超出必要勞動時間提供剩余勞動,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公有資本現象公有資本當然仍然是資本,仍然是一種強制地獲取剩余勞動的社會關系,但與私有資本不同,這里體現的不是兩個階級之間的關系,而是共同擁有社會生產資料的勞動者階級內部集體與個人的關系,是集體意志對勞動者個人意志的強制。社會主義經濟仍然需要積累剩余勞動推進社會進步,資本的歷史使命沒有完成,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公有制企業,仍然是資本所有者指揮下的勞動組織,仍然是像股份公司這樣的資本主權型企業。公有資本的確是一個矛盾體,它所包含的內在矛盾,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內在矛盾的具體體現。因此在理論邏輯中接納這一概念,對于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來說是完全必要的,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公有資本不能成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理由是:首先,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質上是勞動者為主體的社會,盡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的分離仍然存在,但二者之間的關系從總體上已經被顛倒過來。這個社會是勞動者當家作主的社會,公有資本也只是勞動者集體意志的體現,而不再是作為勞動者階級對立面的資本家階級權力和意志的體現。在資本和勞動這對范疇中,勞動已經處于主導地位、矛盾的主要方面。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當然要討論公有資本,以及私有資本,并且重新定義資本一般概念,但這些范疇在這個范疇體系中應當處于從屬地位,而不應當成為主體范疇、核心范疇。

            其次,公有資本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中,也不是一個貫穿始終、覆蓋全部的事實,至少從蘇聯和新中國的歷史看,社會主義制度最初都經歷了一個集中的計劃經濟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市場經濟關系沒有發揮重要作用,公有制經濟也沒有采取公有資本的形式。在計劃經濟的國家大工廠里,有科層等級制的命令服從關系,但是沒有競爭的外在強制,沒有企業主體之間以利潤為中心的市場競爭。公有資本現象是在市場經濟的改革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將這樣一個具有階段性特征的現象,拿來做理論體系的核心范疇當然不適當。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公有制為主體的混合經濟,從企業層面看,公有資本只是在大規模生產、大規模經營的公司制企業中占有更大份額,中小企業中私有資本仍然占有絕對多數。盡管股權多元化的公司制企業中,公有資本和私有資本相互混合,但是資本所有權的界限并未取消,公有資本的范圍仍然是有限的。

            我們主張用平等勞動取代資本范疇,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

            首先,平等勞動是社會生產關系范疇,集中體現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特征,體現了共同擁有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勞動者決策平等,分工平等,分配平等,和勞動力發展機會平等的全面經濟關系。這與我們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的理解相一致。

            平等勞動以生產資料的勞動者公共所有制為前提和基礎。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經濟關系中資本家階級和勞動者階級之間的對立不再存在,公有制經濟內部的經濟關系表現為勞動者個人與個人,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系,它本質上是平等勞動的關系,而不能是其他任何經濟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平等勞動從公有制經濟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已經形成。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勞動者對公共所有的生產資料擁有平等權利,通過集體決策行使共同權利。在集體決策中,每個勞動者都擁有平等的知情權、提案權和表決權,而這種決策的平等權利正是共同勞動中分工平等和分配平等的制度保障。分工平等,也就是按個人勞動能力分配勞動崗位,善漁者漁,善樵者樵,善耕者耕,善織者織;每個勞動者,都有機會在共同勞動中發揮自己的特長,管理能力更強的勞動者則承擔起共同勞動的管理職能。這是各盡所能的分工原則,符合勞動力資源優化配置的要求。分配平等,也就是勞動者按勞動貢獻分配共同勞動成果,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獎勤罰懶,甚至不勞動者不得食。只要物質財富尚未充分涌流,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仍然存在矛盾,物質資料的分配就不能不遵循這種平等原則。在這里,平等表現為以勞動為同等尺度,而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則完全取決于每個人的能力和努力。平等勞動的經濟關系,本質上是勞動者聯合體內部通過平等協商組織社會生產,優化配置勞動力資源的共同體原則。因此,這里的決策平等,并不單純是勞動者個人之間的利益博弈,相反,共同利益是集體決策的依據,每個勞動者在決策中所行使的是平等的公益社員權,而不是勞動力個人所有者的私益權。平等勞動承認勞動能力的差異是天賦特權,但同時也承認,勞動能力的差異并非完全取決于天賦,后天的學習同樣是導致個人能力差異的重要因素。因此,平等的原則應當延伸到勞動力再生產領域:社會給每一個勞動者提供平等的能力發展機會(不僅是現在的勞動者,尤其是未來的勞動者),包括同等質量的基礎教育,同等機會的在職培訓等等,用這樣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縮小因為家庭經濟條件的差異以及其他非主觀努力因素帶來的能力發展機會不平等。我們所說的平等勞動大體就包括這四個方面的內容。

            平等勞動具有內在矛盾,這種矛盾正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一系列內在矛盾的表現形式。平等勞動關系中,勞動者身份具有兩重性,他既是公有生產資料的共同主人,又是自身勞動力的個人所有者,二者之間的利益訴求并不總是協調。公共利益要求積累剩余勞動,個人利益卻將勞動視為犧牲或負擔。因此,公有制經濟中的勞動者在雙重人格間掙扎,作為兩個不同的要素所有者自己與自己博弈。他們通過集體決策來控制個人行為,通過經濟激勵制度迫使個人更多地為社會提供剩余勞動;個人在集體勞動中則普遍存在“搭便車”傾向,傾向于以更少的勞動獲取更多的報酬。顯而易見,“兩個”要素所有者之間存在著排他性產權關系,我們不得不創造一個特別的經濟學概念,謂之公有產權的“內排他性”,即公有產權對其所有者成員個人的排他性。[6] 為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勞動集體不得不接受一位專門的監督管理者,委托 制不可避免。 人作為專業的管理者,代表公產主體同時行使財產管理與勞動管理職能,因此也就代表全體勞動者行使了公有產權對外與對內兩個排他性權利。 人為全體勞動者當中一個擁有特殊權利的個體而與其他人對立。整體對每個個體的矛盾演變為單個個體與整體的矛盾,全體成員的相互監督演變為一個人對所有人的監督。權利分配的不平等在一個平等的經濟環境中合乎邏輯地產生。這就是社會主義一百年歷史的事實,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就是在平等勞動這樣的矛盾運動中發展。它給予我們研究的素材,發現的好奇,創新的靈感。

            需要強調的是,平等勞動是現實經濟關系,而不僅僅是法權觀念、道德觀念或者關于平等的社會理想。觀念形態的勞動平等產生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形成的初期,表現為“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平等權利。勞動平等觀是現代社會歷史進步的產物,是農奴從封建束縛中解放出來,獲得人身自由,即擁有自身勞動力所有權的經濟事實在法權意識中的體現,也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中商品所有者平等交換勞動產品的現實經濟關系在法權意志中的反映。資本主義經濟中,這種建立在自己勞動基礎上的所有權被無償占有他人勞動的所有權否定。但建立在自身勞動所有權基礎上的平等觀念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因為不平等的加劇而在勞動群眾的意識中強化。特別地,當一個社會的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財富與勞動被完全分離的時候,勞動平等的權利訴求就會更加強烈地表現出來。勞動群眾的法權意識和道德觀念構成社會主義平等理念的基礎,成為向未來理想社會的過渡的思想動力。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的推進需要借助這種歷史形成的、具有“普世價值”形式的道德力量。但是,這里所說的平等勞動首先是真實的經濟關系,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最本質的關系。因此,作為與這種經濟關系相適應的權利觀念與意志關系的勞動平等也就賦予了新的內容,它不再是個體勞動者之間平等交換的權利,而成為公有制經濟中聯合勞動者的共同意志。只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形態下,平等勞動成為社會經濟體系中占主導地位的基本經濟關系,進而,勞動平等才取得社會價值體系的主導權。

            平等勞動是動態演化的經濟范疇。作為基本的經濟關系,平等勞動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真實的存在,而不是理想中的觀念的存在。但是,勞動平等程度的提高卻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經歷漫長的時間和艱苦的工作。平等勞動關系的建立必須通過若干個相互銜接,依次遞進的階段。在經濟不發達狀態下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更加需要幾代人矢志不渝,前赴后繼地付出艱苦努力。這里需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逐步完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的全面落實,也需要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經濟發展方式的逐步轉變。那種因為社會主義百年實踐所經歷的挫折與磨難,因為社會主義當前現實的缺陷與不足而懷疑社會主義,甚至嘲笑從社會主義實踐中提煉平等勞動概念的人,缺的是一點點歷史感,缺的是對這個制度朝向既定目標成長的理想和信念。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近70年發展的歷史事實,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平等勞動關系的發育,可以劃分為“科層的平等勞動”“競爭的平等勞動”“共享的平等勞動”和“自由的平等勞動”四個階段。前兩個階段的轉換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而競爭的平等勞動向共享的平等勞動轉換,則就在當下。從共享的平等勞動再向自由的平等勞動轉化,將是許多年以后的事情,我們現在能夠預見的,只是這一轉化必然會發生,以及這一轉化發生所依賴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基本條件等等。

            作為基本經濟關系,平等勞動體現在社會主義經濟過程的所有環節,因此可以通過企業、產業、區域、社會、國家制度以及開放經濟等環節,來充分展開對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中平等勞動的全面分析。

            四、勞動生產力是理論敘述的起點范疇

            討論平等勞動的經濟關系,似乎可以從公有制的建立開始,以生產資料公有制作為起點范疇。但是,如此展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體系缺少了一個歷史唯物主義的支點,即平等勞動(也就是公有制經濟)產生的歷史條件和生產力依據。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不是憑空產生的,也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通過強力剝奪剝奪者,建立和維持一個生產資料公共所有制就能實現的。平等勞動關系的歷史特征并不是直接從公有制的形式規定中產生,其平等規定的歷史性與內在矛盾的必然性,也不可能從抽象意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得到說明。社會主義平等勞動的根源在于當代生產力,在于當代社會生產力的一系列特殊的歷史性質和基本特征。因此,我們主張將勞動生產力設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敘述體系的邏輯起點,從當代生產力的矛盾引申出平等勞動的性質,展開有關平等勞動之內在矛盾的分析。

            形式地看,平等勞動的邏輯起點是勞動,這順理成章。但是,勞動是一個適合所有社會經濟形式的一般概念,就其本身的規定性而言是十分簡單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從勞動開始,難以體現經濟制度的歷史特征,更難以充分展開經濟制度在自身矛盾中發展完善的客觀規律。什么是勞動勞動是人的體力和腦力的付出。當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類活動都可以歸結為勞動,勞動是有目的的人類活動,有目的性和生產性是其不可缺少的規定性。請注意,我這里說的是生產性,而不是物質產品的生產性。勞動的主要活動領域當然在物質生產領域,但勞動的生產物并不一定都是物質產品,它同時可以包括各種能夠改善人類生活的勞務活動和精神產品。這個勞動的生產性規定,將勞動和閑暇、娛樂這一類人類活動區分開來。最后,按照概念使用的約定俗成,勞動活動一定是有益的。這涉及到價值判斷。但勞動的有益性仍然是有關勞動概念的必要規定之一。有些人的活動盡管也需要付出辛苦的努力,如詐騙和盜竊,它們肯定不屬于勞動范疇。再進一步分析,勞動并不是勞動者個人的生產活動,人類總是組織成為社會,從自然獲取自身生活所需要的全部消費資料。因此魯濱遜在孤島上的生產活動,并不是典型意義的勞動,它只是小說家的想象。獨立個人的生產活動是一個想象的存在,而不是真實的存在。真實的人類勞動從來是一群人分工協作的共同活動。因此,勞動活動并不總是直接針對著自然物,盡管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自然物或者自然過程才是勞動活動的基本對象。勞動過程中需要人與人的合作,為促進這種合作而從事的人類活動,即所謂交往活動,也可以是生產勞動的組成部分。管理勞動、營銷活動也都可以是社會勞動的一種形式。勞動活動的這種社會性特征,決定了勞動概念的二因素,即它一方面是勞動生產力,另一方面又是勞動社會形式。任何一種特定的勞動社會形式,都具有與之相對應的勞動生產力。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特殊性,決定了那個時代勞動社會形式的特殊性。因此,我們在討論作為勞動特殊社會歷史形式之一的平等勞動的時候,也同時需要,并且首先需要討論與之相匹配的勞動生產力。關于勞動范疇的更豐富內容,必須在此二因素的分析中逐步展開。

            平等勞動是勞動的一種特殊社會歷史形式,在此之前,勞動的社會歷史形式曾經經歷過奴隸勞動、農奴勞動、雇傭勞動。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平等勞動終將轉化為共產主義社會的自由勞動。平等勞動的歷史特殊性需要由當代生產力的歷史特殊性來說明。一方面,平等勞動揚棄雇傭勞動的階級對立性質,形成勞動者階級內部以勞動為尺度的平等關系,是因為當代生產力高度的社會化和全球化受到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狹隘的生產關系的桎梏,其發展的可持續性喪失。不僅地球生態承受能力臨近極限,而且階級矛盾的張力不斷積累。由于全社會一般利潤率不可逆轉地下降,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動力在銷蝕,不得不依靠周期性的巨大破壞來延續生命。這個社會必須有一個經濟基礎更加和諧的新社會來取代。另一方面,平等勞動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還不能強行突進到共產主義的自由勞動,是因為當代生產力還不夠發達,物質財富還沒有充分涌流,因此勞動時間具有明顯的稀缺性;職業專門化的分工、直接生產過程中勞動者對于機器系統的從屬地位,導致勞動者個人不愿意超出滿足個人消費的必要勞動時間為社會提供剩余勞動。因此,社會財富還需要以勞動時間為尺度,社會還必須利用“你干活,我給錢”,“我給錢,你干活”的法權意志,來強制勞動者為社會提供更多剩余勞動。平等勞動的存在是由社會生產力決定的,無論是它的形成,還是它的突破(揚棄),都不能單純依靠革命者的勇氣和信念。

            結合20世紀社會主義的歷史,從勞動生產力起步的研究方式更有它特殊的含義。20世紀崛起的東方社會主義,產生在一系列后發國家追趕經濟發達國家的關鍵時刻,這些東方國家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奪取政權后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發展生產力。一方面,社會主義政權的合法性,*********執政的合法性,取決于這個政權能否兌現承諾,提高人民群眾,特別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實現國家富裕人民幸福;另一方面,在國際資本包圍下的新生人民政權面臨嚴峻的外部競爭環境,無論從國家安全,國際貿易的需要看,國家手中擁有的物質手段貧乏都是不可回避的事實。發展生產力才能解決這兩個關系到政權存亡的關鍵問題,發展生產力是最急迫的任務。與此同時,發展生產力又是最艱難的任務,經濟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政權,必須面對外部世界的敵意和封鎖,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國人民的勞動積累,艱苦奮斗,自力更生來啟動國內的工業化進程。發展生產力的緊迫性和艱巨性,決定了它在執政黨決策中的首要性。正如*********所強調的:社會主義的本質首先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7]

            以勞動生產力作為起始范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一開始就可以講勞動生產力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辯證法,將此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可以從當代中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出發,來解釋為什么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建設中國,來解釋社會主義的平等勞動關系何以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可以從社會生產力持續發展的進程觀察社會主義平等勞動的演化進程,據以分析其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階段劃分依據,以及制度演化的一般規律和內在邏輯、它的歷史趨勢、它的未來走向等等。

            勞動生產力的一般規定是邏輯體系展開的必要前提。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分析商品生產過程的有關章節,曾經附帶討論過生產力的一些基本問題,比如,在討論商品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時,簡明扼要地分析了影響勞動生產力發展的因素。馬克思寫道:“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率,以及自然條件。”[8]53又比如,在討論勞動過程的相關章節,馬克思分析了勞動過程的三個簡單要素,“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8]202 這些思想成果,對于我們進一步研究勞動生產力的一般規定性,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是這還不夠,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邏輯起點上,需要有關勞動生產力的專門分析,需要更加深入而細致地展開分析。

            勞動生產力,即人類以勞動創造(從自然獲取)自身物質生活的能力。這是組織成為社會的人的能力,因此又稱社會生產力。說勞動生產力是社會現象,包含兩層含義,首先,勞動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的生產力,而不是勞動者個人的生產力,這一點前面已有討論。勞動生產力作為社會現象的另一層含義是:勞動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知識積累的成果,而不是自然界力量的積累,不是作為自然進化結果的人類基因的進化。也就是說,勞動生產力是社會文化現象,而不是自然現象。人的先天的生理能力由基因決定,其自然演化以幾萬年、幾十萬年甚至數億年為時間尺度,因此對更小時間尺度上的社會生產力演化沒有解釋力。生產力的變化包括技術變化和制度變化,二者都是人類社會的知識積累,前者是自然知識的積累,后者是社會知識的進化,都是時間的增函數,都具有負熵流的性質。也就是說,勞動生產力既是歷史范疇,其發展與生物進化的共同點在于,它們都是進化適應性的表現;又是社會范疇,其社會進化的主體與生物進化不同,不是基因進化,而是文化進化。

            生產力的進步會具體“物化”在生產要素上,主要是勞動資料的技術積累,勞動者的知識和技能,以及勞動組織的進步。其中,勞動者知識與技能的進步是生產力進步更本質更關鍵的環節。現代生產力越來越多地體現為“一般生產力”,即社會的科學知識的進步,創新勞動的積累。從宏觀歷史尺度觀察,人類社會的生產力可以依據人的能力的進步劃分為三個階段:(1)人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狹隘人群孤立發展的滿足生存需要的生產力;(2)物的依賴性為前提的滿足多方面需求的社會生產全面能力體系;(3)個人全面發展的社會共同生產能力。[9]104馬克思這里所考察的人的能力,既包括個人勞動能力,更強調社會勞動的組織方式和社會勞動的整體能力。

            當代生產力處于人類社會進化的第二階段,或稱“第二大形態”。這個社會形態是以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的全面深入發展為前提的。這個過程對應著發展經濟學所謂“工業化”。農業生產不可能規模化,因此也不可能形成國內乃至全球市場,形成普遍物質變換;沒有市場規模就沒有分工推進的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因此也不可能滿足越來越多方面的需求,總之,社會不可能形成全面生產能力體系。工業化是第二大形態全過程的特征,工業化進程的生產力以機器生產為基本特點,機器代替人的勞動是一個連續過程,自動化和智能化是大機器生產的內在邏輯,至今依然是當代生產力發展的方向。只要這一過程未完成,職業專門化分工就是生產力發展的必須,勞動就依然是稀缺的生產要素,勞動時間就依然是物質財富的尺度,商品生產、市場經濟就依然是社會生產的組織形式。市場經濟下的生產組織主要依靠兩種結構,一曰市場,二曰科層。作為市場經濟生產主體的企業是市場與科層的結合。因此,勞動生產力不僅伴隨著社會生產關系,而且它總是內在地包含生產關系的部分內容。這兩個概念的差別更多是視角的差別,觀察重點的差別。勞動的不同社會形式表現為不同生產力的性質規定,同時產生不同的生產力的數量規定(生產率)。因此可以區分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生產力,社會主義平等勞動的生產力。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關系本質上是平等勞動,因此,我們將社會主義的生產力稱作平等勞動的生產力。

            工業化是一個過程,而且是一個有較長時間的進化過程。工業化進程又可以從時間上劃分為若干階段。發展經濟學一般以產業結構的變化為依據,將工業化過程劃分為工業化前期、工業化中期和工業化后期,在這之前和之后,還有前工業化時期與后工業化時期。現代演化經濟學一般主張以能源與生產工具的變化為依據劃分工業化的階段。華裔學者文一在研究中國工業化進程與世界上其他工業化成功國家的共性特點時,使用了強制工業化和自生動態工業化的概念。從研究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的需要出發,我們借鑒文一的概念,用強制工業化、內生工業化與可持續工業化三個相互銜接的階段來描述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顯然,我們的研究重心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內生工業化階段,它本身又可以進一步劃分為:鄉村工業和輕紡工業階段、重化工業階段、高新產業階段等若干分階段。

            以一個國家社會的整體為觀察范圍,影響社會生產力的因素絕不僅僅在直接生產過程中,并不是只有生產過程中的勞動者素質、生產工具質量與規模以及勞動組織方式,才是影響社會生產力的因素。在直接生產過程之外,流通過程中的勞動,包括純粹流通性勞動,也都以這樣或者那樣的方式影響社會生產力。交通運輸的速度和效率直接影響生產力,這是不言自明的。企業的營銷活動,盡管它本身是非生產性的,但它有可能影響企業的生產規模,影響企業產品的實現程度,因此影響企業的財務效率,甚至直接影響企業的生產效率。當代中國勞動生產力的快速提高,與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巨大成就密切相關,基礎設施的投資和建設就是生產力。金融領域的活動同樣影響到社會生產力,特別在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的工業化初期,原始資本嚴重短缺成為工業化起步的主要瓶頸,如何組織社會資本,如何引導居民儲蓄,如何在較短的時間內提高整個社會的資本積累水平支持百廢待興的國家工業化,這是一個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的金融體系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第一要務。成功的工業化需要有為政府,國家發展戰略的制定對成功至關重要,國家在工業化進程的每一個階段,及時地調整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引導工業化的持續發展,國家通過產學研結合的科技政策,通過惠及全民的教育和醫療政策,提高國家的科技水平和國民素質,通過恰當的社會政策保障社會的和諧和安定,所有這些,對一國勞動生產力的持續提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國經濟發展中的國際貿易環境和國際債務環境,國家參與國際經濟的意志和方式,也會對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造成重大的甚至決定性的影響。總之,勞動生產力的研究與平等勞動的研究同樣是立體的,涉及時間和空間的動態研究領域。

            生產力的發展表現為一個方向不變的數量增加,而生產力的量變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物質生活資料的數量增長與種類增加,表現為滿足越來越多樣化的需求。可以用勞動生產率來粗略地計算生產力,即單位勞動的產出數量,但是很難將多樣化需求量化。勞動量的增加(勞動人口的增加)提高社會生產力,因為人類總是結合成社會與自然博弈,協作是生產力,規模會提高生產力,1+1總是大于2,因此它在勞動生產率指標中也能有所反映(但反映不充分)。關于勞動生產率方程(增長方程)及其計量問題,應該在系統導論部分就得到充分的討論,以便在此后的研究中貫徹。

            勞動生產率是物質產品與直接生產過程中的勞動投入之比,因此它首先是工業企業生產率,延伸到全部物質生產過程,就表現為社會總產品與總產品生產中投入的全部勞動時間之比,用公式表達就是:

            政治經濟學論文 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綱要——平等勞動其生產力為主線論文范文參考資料

            式(3)等號右邊的三項分別可看作:全勞動生產率導致的經濟增長、活勞動投入增加導致的經濟增長和資本投入增加導致的經濟增長。三者分別除以經濟增長率就是它們各自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根據中國統計數據,1992年以后全勞動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始終在80%上下。新中國近70年全勞動生產率快速提高的原因,影響全勞動生產率提高諸因素及其貢獻率,是政治經濟學需要深入探討的課題。

            五、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結合的框架

            這樣我們就確定了整個體系建設的兩條重要線索,一是作為體系主體范疇和核心范疇的平等勞動在社會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的演進;另一個是作為理論邏輯起點范疇的勞動生產力在社會主義平等勞動的經濟關系中不斷發展。體系邏輯必須兼顧這兩條重要線索,應當是一個雙螺旋的基因結構。有了這樣一個基因結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就會在這個雙螺旋基因的發展中逐步展開從抽象到具體的豐富內容。我們設想的理論體系邏輯結構大體是這樣的:首先,按照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展的時間順序,形成三篇結構:第一篇,強制工業化與科層的平等勞動,時間上大致對應于我國改革開放前30年,同時,蘇聯的70年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實踐也是本篇理論范疇形成的實踐依據。之所以稱強制的工業化,是因為這一階段的工業化是由國家力量自上而下強制推動的,是用背離市場規律的方式從外部強行推進的,整個工業化階段缺少自下而上的自發力量、內生力量。但是,從國情出發,強制工業化卻是唯一正確選擇,我們要討論它的客觀必要性。大科層體制是這一發展階段工業化的組織方式,它有它的經濟必然性,由此導致社會主義平等勞動形成初期的特點,它的歷史進步和局限性,它對工業化進程的反作用等等。第二篇,內生的工業化與競爭的平等勞動,時間上大體為改革開放后30年,這是當代社會主義最具特色的30年,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深度結合的30年。工業化之所以能夠內生發展,是因為市場機制的作用,但并不僅僅依靠市場機制。工業化的快速啟動需要一系列歷史條件的耦合,這其中的經驗值得深入細致地總結。文一教授使用“自生”一詞,概括得并不準確,國家行為在中國30年工業進程中的重要的甚至關鍵性的作用同樣需要深入細致地總結,中國增長奇跡決不是自動生成的。但是,市場經濟下的工業化進程一旦啟動,一旦進入良性反饋,它的確具有某種內生性,形成一種內生的推動力量,不斷向改革與發展提出必須解決的問題,進而與平等勞動的制度內生力量一起,形成內生的快速工業化進程。這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調整表現為競爭的平等勞動。*********的“先富后富”理論是這一理論范疇的早期表現,市場競爭具有自己的平等要求,它雖然與勞動平等存在差異,卻也部分地包含了企業之間、勞動者個人之間基于勞動貢獻的平等內容,相對于計劃經濟下的分配平均主義仍然是歷史的進步。當然市場競爭具有兩極分化的自發趨勢,這就構成了競爭的勞動平等必然的矛盾,這是市場經濟30年中國工業化進程中一系列矛盾的制度基礎。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這個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一矛盾必然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第三篇,可持續工業化與共享的平等勞動,當前我們正在向這一階段過渡,還沒有完成這個過渡,因此,這一篇的內容主要是講過渡,同時涉及過渡所要達成的目標——一個勞動平等程度更高的社會主義,一個更加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經濟體制。與此同時,它還逐步形成一種消除市場兩極分化趨勢,抵制資本主義危機外部沖擊,甚至向平等的貿易國傳遞共享能量的可持續發展的生產力。從這里出發,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討論生產力的持續發展與價值生產、資本關系消亡的銜接與過渡。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最后一個發展階段,可能是后工業化的自由的平等勞動。自由人聯合體最終將揚棄以勞動為尺度的平等原則,通往一個更加高級的社會形態。

            在這三篇結構中,重點在第二篇,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迄今為止的實踐,也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的最鮮明特色。這一篇的內容將充分展開,我的設想是:這部分內容再劃分為企業的平等勞動與勞動平等,產業間的勞動平等,社會范圍的平等勞動,國家制度和開放經濟五個部分。其篇幅預設為另外兩篇的五倍。因此,整體結構平面地可以理解為篇幅大體相當的七個部分。如果加上一個全書導言,就是八個部分。以縱軸表示時間進程,橫軸表示分析層次,邏輯體系主要范疇的關系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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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縱軸的工業化階段為線索,分階段討論橫軸上的制度結構演化,討論各經濟增長階段上制度結構的特征,我們的分析框架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積累的社會結構”(SSA)理論有幾分相似之處。但我們討論的主題不是資本積累,而是平等勞動的生產力發展,或者可以更一般化地稱作經濟增長的制度結構理論。請注意,這里的制度是Institution,而不是System,也就是說,理論的關注點不是宏觀制度的變革,也不僅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區別,而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身的演化,在其宏觀制度背景既定前提下,微觀的局部的制度結構的漸進式演化。我們要討論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而發育完善的內在規律。與此同時,我們將考察的重點放在改革開放以后的近40年,即內生工業化與競爭的平等勞動階段,以這一發展階段上的制度結構分析,不同制度模塊的互聯互動分析為考察重點。因此,總體上工業化三階段制度結構縱向比較的色彩相比于SSA會弱一些,而主體部分的經濟增長與制度結構的互動關系分析會更加突出。

            計劃中的《平等勞動及其生產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大綱》有如下敘述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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