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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探析

            時間: 2019-09-04 欄目: 國際政治論文

             摘    要: 受全球化退潮和各國民粹主義回歸的影響, 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向著不和諧、不穩定發展。就國際政治格局而言, 原有的世界多級平衡合作格局逐漸退變為多級單邊沖突, 全球治理邁入“金德爾伯格陷阱”。隨著國際治理結構的衰退和沖突的加劇, 未來國際政治走向可能從經貿競爭轉向更深層次的主義之爭、文明之爭和全方位戰略碰撞。就國際經濟格局而言, 長期經濟增長動能正在孕育, 短期政策不協調和國際經濟動蕩加劇, 全球分工體系正發生重構, 國際經濟規則也正在被改寫。國際經濟政治格局變化下的持久性中美競爭也成為了國際環境的主線。為此, 中國應對外要堅持多方協商推動全球化的對外開放, 對內維持政策定力實現壓力—動力轉換, 最終實現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 多極化; 全球化衰退; 國際格局; 中美競爭; 局勢變化;

            2018年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探析

              Abstract: Affected by the tide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turn of various populism,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attern is developing towards disharmony and instability. As far a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tuation is concerned, the original multi-level balanced cooperation pattern has gradually regressed into multi-level unilateral conflicts, and global governance has entered the “Kindleberger Trap”. ". With the decline of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nflicts, the futur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y shift from economic and trade competition to disputes of civilization, civilized disputes and all-round strategic collisions. As far as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is concerned,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momentum is gestating, short-term policy inconsistency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turmoil are intensifying, the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is undergoing restructuring,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ules are being rewritten. Persistent Sino-US competition under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has also become the main l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o this end, China should adhere to multi-party consultations to promote the opening up of globalization, and maintain internal policies to achieve pressure-dynamic transformation and ultimately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 multi-polarization; global recession; international pattern; Sino-US competition; situational change;

              一、近期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向不和諧、不穩定發展

              近年來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 國際政治形勢轉向不和諧的大國沖突, 國際經濟形勢轉向不穩定風險集聚與體系規則重整。國際政治格局方面, 基本格局已從“多級平衡合作”向“多級單邊沖突”發生歷史性轉變, 具體形式也從多邊協商轉向單邊競爭, 未來走向可能從經貿競爭轉向更深層次的主義之爭、文明之爭和全方位戰略碰撞。在國際經濟格局方面, 從長期經濟來看, 全球技術進步動能正在孕育;從短期經濟來看, 主要經濟體增長出現分化, 引發經濟政策嚴重不協調, 政策的外溢效應造成了全球經濟動蕩;從全球分工結構來看, 全球產業分工格局正在深度重構;從國際經濟規則來看, 多邊規則轉向單邊規則, 保護主義抬頭。在此背景下, 中美持久性的摩擦和競爭成為了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主線條。中美之間的競爭可能從目前的經貿摩擦升級到更深層次的科技戰和金融戰, 從而對中國高質量發展產生極大的阻礙。

              (一) 國際政治格局變化

              1.“多級平衡合作”被“多級單邊沖突”取代

              冷戰結束以后, 伴隨著歐洲經濟一體化和中國的崛起, 世界政治格局事實上形成了美國主導、多級參與合作和進行全球化治理的格局。當前國際政治力量的分布仍是多級格局, 美國、歐盟、中國、日本、俄羅斯等主要經濟體相互制衡的總體格局并未發生變化。

              多級的形態已由合作轉向沖突。從2012年開始蔓延的全球化衰退, 使得世界各國的民粹主義紛紛抬頭, 多級合作的全球化開放趨勢受到挫折。尤其是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以后, 其奉行的“美國至上”原則和“胡蘿卜加大棒”政策帶有極強的孤立主義和單邊主義色彩。對其盟國, 美國采取逼迫要挾的方式獲取利益;對于中國, 美國則直接視為競爭對手而發動貿易戰。美國喪失參與國際事務熱情, 專注于本國利益, 使得缺失主導力量的多級合作、和平局面不再有存在的基礎。

              國際政治格局變化的根本原因是原有框架下制衡增多迫使美國選擇戰略收縮。在傳統的國際政治框架下, 隨著歐盟、中國、日本、俄羅斯的崛起, 多極化趨勢對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產生的制衡作用增強。在實力變化的結構條件下, 美國通過原有的“一帶多”的國際政治格局不再能掌握絕對主動權和獲取國際政治經濟利益, 從而迫使美國選擇戰略收縮, 回到單邊主義的軌道。

              全球治理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世界體系的運轉無法完全依靠市場自發的力量, 需要一個國家發揮領導作用, 提供國際治理的公共產品。當前美國不再愿意承擔國際職責, 歐盟和中國事實上還不足以形成國際主導力, 國際治理格局陷入無領導的“金德爾伯格陷阱”, 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嚴重缺乏。

              2.“多邊協商”被“單邊競爭”所取代

              隨著國際政治的基本格局從多級平衡合作轉向多級單邊沖突, 國際政治的表現形式也從多邊協商轉向單邊競爭。

              國際組織和國際協議的制約作用大幅減弱。聯合國、世界銀行、世貿組織等二戰以后建立的國際秩序協調機制隨著美國參與意愿的減弱將逐漸被削弱。美國退出氣候協議, 否定伊核協議, 重啟對伊朗制裁等諸多行為, 不僅僅表現為美國新政府對上屆政府的否定和推翻, 更體現出國際組織和國際協議的約束力大幅衰減。事實上, 在世界各級實力增強之前, 聯合國等組織就只是美國操縱國際政治的工具;隨著世界多級格局的形成, 美國選擇拋棄對其產生約束的國際組織是必然選擇。隨著世界主導國美國不再支持國際組織協議, 協議對于各國的約束性已然大大折扣。

              單邊競爭盛行將促使政治集團形成。“多級合作協商”的基礎不復存在以后, 國際爭端只能以單邊主義進行。美國樂意采取單邊主義進行制裁, 使得各國也只能采取單邊主義形式進行回擊。隨著單邊競爭的進一步加劇, 部分國家聯盟或者次聯盟的形式將更加普遍。單邊競爭的政治集團模式不同于多級均衡的政治集團, 后者是時變和協調性的, 前者則是相對固定和對抗性的。

              3. 未來可能導致更深層次的沖突

              世界多級協商格局的瓦解和單邊主義的興起可能只是一個開始, 隨著沖突的加劇, 經貿摩擦可能將演變為更深更廣的全方位沖突。

              內在動力是意識形態和主義之爭。全球化擴張時期的國際分工, 通過分配全球化福利暫時彌合了各國之間的矛盾。然而資本主義國家依靠市場力量剝削邊緣國家的歷史特性沒有改變,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也沒有改變。美國指責中國國有比重過高不符合市場經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希望改變全球分工格局, 必將受到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限制, 意識形態的斗爭可能將更為殘酷。

              外在壓力是東西方文明之爭。中美之間的競爭, 是一個文明復興和一個文明阻擋的過程, 文明之間的沖突甚至不以意識形態為轉移。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俄羅斯轉變成了資本主義國家, 與西方的沖突仍舊持續。文明的競爭將更多地體現在軟實力的國際影響上, 東西方文明競爭可能將十分激烈。

              最終手段是全方位戰略碰撞。一個國家崛起與另一個主導大國之間的攻守, 必然將引發全方位的戰略碰撞。中國通過“一帶一路”與重要國家進行經濟、政治乃至軍事合作, 已經引起了美國的注意, 中國在重要港口國家布置軍事存在的做法, 使得美國產生了極大的警覺。美國對于撼動其根本國際地位的戰略, 將予以猛烈的回擊, 而中國也需要做好準備。

              (二) 國際經濟格局變化

              1. 長期經濟增長的動能正在孕育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 世界各國的全要素生產率都出現了顯著下降。這一方面是由于危機產生的僵尸企業占據了大量資源, 另一方面是互聯網創新帶來的技術紅利已被消耗吸收。

              而近年來新技術革命正在培育中。人工智能、區塊鏈、新能源等新技術的研發熱度空前, 這些技術在一定的時候可能顛覆傳統的生產工藝流程, 從而帶來新一輪的技術進步和全球經濟增長。與以往的產業革命不同的是, 中國正在經歷本輪技術革新, 掌握彎道超車的機遇。

              國際技術封鎖可能阻礙中國的技術進步。盡管中國近年來也大量投資新技術領域, 然而技術的策源地還是在歐美國家, 中國的技術仍處于跟蹤學習階段。技術帶來的增長效應本身就是一個擴散、學習改進、再擴散的過程, 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需要依托開放條件的國際技術擴散。如果經貿摩擦繼續升級成技術封鎖, 將嚴重不利于中國的技術進步和長期經濟增長。

              2. 短期周期不同步和政策不協調引發全球經濟動蕩

              全球經濟分化嚴重, 經濟周期嚴重不同步。在發達經濟體中, 美國與歐洲和日本之間的增長差異正在擴大, 美國經濟的增長擴張勢頭仍十分強勁。2018年和2019年的預期增長率為2.9%和2.7%, 遠高于2017年的2.3%。歐元區、英國和日本的增長已達到頂峰, 2018上半年的經濟數據表明這些地區未來增速都將出現下滑。新興市場的增長也變得更加不平衡, 油價上漲、美元加息周期導致的資本外流、貿易沖突引發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緊張態勢持續蔓延, 使得阿根廷, 巴西和印度等國家的增長預測均已下調。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國家已經出現了國外經濟風險嚴重威脅國內經濟發展的跡象, 而中國也正處于結構性減速的時期。

              周期政策不協調引發全球經濟動蕩。貨幣政策方面, 隨著對通貨膨脹和創造就業機會的強勁反應, 美聯儲繼續推進逐步政策正常化的進程。歐洲央行則宣布預計將在12月31日退出QE。財政政策方面, 以美國大幅減稅為代表, 2/3的OECD國家都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而盡管面臨增長的下行壓力, 發展中國家也不得不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 客觀上進一步增大了經濟風險。受美元加息和減稅影響, 國際資本回流美國, 造成了劇烈的國際市場動蕩。截至2018年8月初, 美元實際有效匯率與2月初相比已經上漲了6%。相比之下, 一些新興市場貨幣大幅貶值。由于受到國際資本流動沖擊和國內信心下降的影響, 與2月份相比, 阿根廷比索貶值了30%以上, 巴西雷亞爾貶值超過15%, 土耳其里拉減少了25%以上, 而南非的弱于預期的宏觀經濟數據促成了南非蘭特7%的貶值。

              3. 全球產業分工體系正發生深度重構

              傳統的全球產業分工, 發達國家占據價值鏈頂端, 中國等制造業大國生產中間品, 而拉美等國提供生產原材料。但金融危機以來, 隨著發展中大國經濟結構的不斷升級以及資源型國家的衰落, 原有的全球產業分工體系正在被打破。資源型國家出現衰落。美國頁巖氣革命推動了整個能源產業革命, 原有的資源性大國如南非、委內瑞拉、尼日利亞等紛紛出現經濟危機, 產業分工體系的底部開始瓦解。

              制造業大國積極嘗試產業升級。以中國為代表的制造業大國不甘于代工大國的位置, 不斷推動技術升級和產業附加值的提升。全球價值鏈的數據表明, 中國近幾年的價值鏈位置顯著提升, 中國嘗試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邁進, 最終實現全球產業分工的地位轉換。歐美國家試圖遏制產業升級, 對于占據價值鏈頂端的發達國家而言, 中國的產業升級威脅了它們的主導型國際經濟地位。因此歐美國家正在試圖聯合起來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 以此限制中國的進一步發展。然而缺乏國內制造業支撐的發達國家, 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上是無法徹底脫離中國的, 在市場逐利性的驅動下, 產業封鎖最終只能是短期的威嚇手段。

              4. 國際經濟規則發生顯著變化

              以往的國際經濟規則依托國際政治格局的搭建而成立, 在“一帶多”的政治格局下, 國際經濟規則由世界多級在國際組織的框架內進行協商, 輔助以區域經濟組織進行協調。而隨著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美國開始減少了參與國際組織的熱情。國際經濟規則受到國際政治格局的變革影響而發生變化, 貿易爭端的處理和規則制定由全球性組織的協商開始轉變為單邊的制裁和雙邊的談判。最近的中美貿易戰、歐美貿易摩擦是國際經濟規則發生變化的前兆和典型事例。在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 國際經貿規則可能從全球標準退化為區域協商的地區協議, 區域和集團之間的經貿沖突也將難以再通過國際爭端協調機制進行解決。國家和區域形式的保護主義擠壓貿易自由主義, 可能是近期的趨勢。

              (三) 中美競爭成為中國國際環境的主線

              1. 中美貿易摩擦是持久戰

              中美貿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貿易不平衡, 根本原因是遏制中國崛起。中國自1994年匯改人民幣大幅貶值和2001年加入WTO以后, 凈出口顯著提升, 對美國的貿易盈余也不斷擴大。在全球經濟疲軟的新形勢下, 中國對美國貿易和資本流動的“雙順差”日益成為美國心腹之患, 中美的這種貿易不平衡成為中美貿易摩擦的直接根源。美國制造貿易摩擦的直接目標就是減少貿易赤字, 提高人民幣匯率, 增加美國出口創造就業。制造業凈出口大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和貨幣競爭不乏先例, 美國在上世紀50-60年代和80-90年代就分別與法國、德國和日本有過摩擦。貿易失衡更深層次的原因, 則在于美國對于中國崛起的恐慌, 妄圖以經濟政治手段遏制崛起。這是因為中國正在努力進行國際價值鏈分工的攀升, 向科技含量較高的產業進軍, 這是牢牢占據價值鏈頂端的歐美國家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高科技行業的限制與反限制, 是本次中美貿易摩擦的重點。中美貿易摩擦有其前因后果和歷史必然, 不應以“陰謀論”過度揣度雙方的戰略意圖。

              2. 未來可能演變為科技戰和金融戰

              科技戰是美國遏制中國的關鍵手段。美國中長期的意圖旨在限制中國轉型升級。中國正在經歷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 而美國主導的貿易摩擦旨在限制中國高科技制造的發展, 始終困在加工制造業大國的窘境里。美國實施的技術封鎖可能延緩中國技術升級的速度, 從而減弱企業轉型升級帶來的效果, 降低實體經濟利潤率。

              金融戰將是影響中美競爭格局變化的重要影響因素。從歷史上來看, 美國對其他國家都采取過金融戰或者金融方面的限制措施, 包括美日貿易摩擦期間的貨幣升值壓力、對俄羅斯和伊朗等國家采取的金融制裁。就中美金融戰而言, 美元和人民幣的貨幣競爭、股債匯市場攻擊、炒作大宗商品、嚴格限制資本流動、凍結在美中資資產、切斷SWIFT、降低中國評級等都將是金融戰的重點領域。中美金融戰的重點在于通過外部金融壓力擠壓國內泡沫破滅, 從而造成經濟社會的動蕩和政策混亂, 是一種以外部壓力沖擊使內部崩潰的有效手段, 將嚴重影響中美格局走勢。

              二、以“全球化多方協商”和內部“壓力—動力轉換”推動高質量發展

              在國際沖突加劇、經濟動蕩變革加深對中國重要影響的背景下, 中國的對外政策應該堅持多方協商、反對單邊主義, 以積極對外開放推動全球化新格局的形成;對內政策應該以苦練內功為主, 保持政策定力、不搞大水漫灌強刺激, 將外部壓力轉換為內部發展動力, 積極實施創新驅動戰略。

              (一) 對外堅持多方協商推動全球化的對外開放

              1. 堅持多方協商解決國際爭端, 反對單邊主義。

              堅持在國際組織的框架下解決國際爭端, 堅決反對單邊主義制裁, 積極推動完善國際組織規制。為推動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中國方案”。推動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 避免形成政治集團和對抗局面。加強與歐洲、日本、俄羅斯和其他主要發展中國家的溝通交流, 防止美國形成戰略圍攻態勢。

              2. 進一步對外開放推動全球化發展。

              全面放寬外資準入限制, 積極推動投資領域對外開放。大力推動營商環境便利化, 營造良好的貿易投資環境。積極穩妥地開展境外投資, 加大國際產能合作力度, 推動中國制造走出去。密切關注和防范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風險, 避免國際局勢變化對中國對外投資造成較大損失。

              (二) 對內保持政策定力實現壓力—動力轉換

              1. 維持政策定力不搞強刺激。

              維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中性的貨幣政策, 不搞大水漫灌刺激, 不主動制造經濟熱度和泡沫。將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維持在合理水平, 避免大規模投資刺激造成進一步的資源配置扭曲。匯率維持在合理水平, 不主動實施匯率貶值刺激出口, 同時也要防止人民幣過快升值。

              2. 防范經濟風險和轉型危機。

              大力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金融體系風險、房地產泡沫三大風險點。加強金融創新尤其是互聯網金融監管, 防止網絡借貸風險大規模爆發。嚴格控制非法資本流動, 防范資本外逃風險和匯率下跌風險。增強就業引導工作, 減少因經濟轉型和貿易沖擊導致的結構性失業。加快推進財稅體制現代化改革, 推動和完善央地財權事權改革, 減輕地方財政壓力, 化解地方財政危機。

              3. 堅持自主創新戰略。

              加強基礎科學研發的投入力度, 對基礎研發、應用研發和試驗發展研究采取不同級別的激勵措施。制定政策鼓勵企業進行開創性、關鍵性、引導性的研發, 擠壓吸引改造型研發投入的水分, 增強研發資金的使用效率, 嚴格控制研發資金的低效率使用。完善研發統計體系, 有效計算財政研發資金和企業研發資金的產出效率。

              參考文獻:

              [1]李劍鋒.美國頻繁“退群”將影響全球地緣政治格局[N].證券時報, 2018-6-23 (A005) .
              [2]孫海潮.國際政治格局深刻調整變化方興未艾[EB/OL].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8-06/12253175.html, 2018-6-14.
              [3]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8. World Economic Outlook:CyclicalUpswing, StructuralChange.Washington, DC.
              [4]OECD. 2018. OECD Economic Outlook, Volume 2018 Issue1:Preliminary version, OECD Publishing,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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